作为中国古代头号智者的诸葛亮不仅选择人主与众不同,而且在完善用人之道方面也颇有建树。综观诸葛亮出山至病死的整个过程,虽然也有用人不当、处事有误的时候(比如说,未能谨记先主刘备的告诫,在关键时刻错用了言过其实的马谡,导致全军溃退、北伐受挫;又比如说,事必躬亲,巨细不分,以致在他死后,蜀汉一方人才匮乏,甚至出现“山中无老虎,猴子称大王”的尴尬局面),但他在用人方面的经验仍然值得当今各级领导借鉴。 一、“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” 第一条是指,向对方提出大是大非的问题,看他的志向、志趣有何特点。人的许多行为都是观念的产物。古今中外具有深刻信仰的人,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宗教徒,也无论是科学巨子还是军事间谍,都可以忍受奇耻大辱与不白之冤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要了解一个人是否值得你重用,首先就得了解他的立场、观念、角度、位置。凡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含混不清、模棱两可的人,决不可委以重任。因为这种人习惯于见风使舵,没有定性,最容易在关键场合、关键时刻损害国家、民族的最高利益。 二、“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” 第二条是专门考察对方的机变或应变能力。自古用人的两大铁定法则是:一看德;二看才。在官场上,除了有许多贪官之外,还有为数不少的庸官。贪官害国,庸官误事。在诸葛亮看来,在诸多智能因素中,应变能力是十分重要的。像马谡那样的人,虽也有一些作为(如建议“攻心为上,攻城为下”之类,被诸葛亮采纳),但毕竟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。为官一任,理应造福一方;但若缺乏驾驭复杂问题的能力,这一切也只能是镜花水月一场空。 三、“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” 第三条是考察对方的见识。向对方提出方方面面的问题,让他思考相应的计策,看他的谋略是否深远,看他的见识是否独特。古往今来,官场之上的争斗是异常激烈的,这种争斗不仅包括小人之间的勾心斗角,也包括正邪、善恶之间的大冲突、大对决。人无远虑,必有近忧。因此,处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环境中,那些毫无计谋、遇事便束手无策的官员,即使有心向善,为上级解愁,为百姓排忧,也终究力不从心,无法左右大局。 四、“告之以难而观其勇” 第四条是考察对方的勇气。俗话说:“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。”但还有一句话,叫做“邪不胜正”。缺乏勇气的官员,别说惩恶扬善,就连自身也难保,又怎能坦然面对乡亲父老的期盼眼神呢?诸葛亮在重用一个人之前,常常人为地创造一个逆境,观察对方是否具备足够的勇气战而胜之。毛泽东同志说过:“与天奋斗,其乐无穷;与地奋斗,其乐无穷;与人奋斗,其乐无穷。”不管怎么奋斗,都离不开一股闯劲、一股勇气。没有敢趟地雷险阵、敢跳万丈深渊的非凡勇气,一切都无从谈起。 五、“醉之以酒而观其性” 第五条是向对方劝酒,待他醉后再观察他属于何种类型的人。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,诸葛亮时代的文臣、武将常有因酒误事以致违法斩首的例子。另一方面,酒后吐真言。要了解一个人,特别是一个酒徒,最好是等待他喝醉的时候。真正的大丈夫,酒醉之后依然慷慨激昂,比如岳武穆“怒发冲冠”、“直捣黄龙”之类的神态言辞就是这样。而戴着面具的小人即使一生挖空心思掩饰自己的内心世界,也往往在酒醉之后将卑鄙无耻的灵魂暴露无遗。 六、“临之以利而观其廉” 第六条是投其所好,以小恩小惠引诱对方,考察他是否清正廉明。自古以来,中国老百姓就希望自己遇到的是清官、廉官,而非昏官、贪官。看人既得看关键时刻,也得看平时,两者缺一不可。有些官员不愿也不敢贪小钱,思想深处还是认为“不值得”。这种官员实际上也很危险,一旦他人贿赂一点“大钱”,他就很容易被拉下水了。事实证明,经受不住金钱诱惑的人,不可能成为利国利民的清官,反而会危害国家利益、损害政府威信、伤害百姓感情。 七、“期之以事而观其信” 第七条是与对方商定某事,看他能否说到做到,是否讲究信用。中国人信奉一点,即“言而无信,不知其可也”。意思就是说,一个人说话不算数,就不值得别人信赖了。这一条虽然细小,实际上举一反三,也可以这样理解:关键要看一个人言行是否一致,说的是否想的,做的是否说的。诸葛亮的七条用人之道中,第一条就考察对方的观念、志向,最后一条则考察其行为、信用,这是大有深意的。因为人完全可能说假话,许多恶人、贪官可能比谁都说得冠冕堂皇,实际上却狼心狗肺、无恶不作。所以,还得考察其做得如何。听其言,观其行,这才是高明之举。 诸葛亮的这七条用人之道,给我们各级领导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用人策略。一个正直、善良的官员,一个不为自己牟取私利的官员,在用人时一定要多方考察、反复考察。民主选举的制度理应逐步深化,因为“依法治国”是大势所趋。但在现阶段,在“依法治国”还难以完全实现的今天,每一位有历史责任感的官员,都应本着对国家、民族尽忠尽责的态度,选好官、用好官。在这里,我们ISO9000人应该向诸葛亮学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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